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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合理性作為科層論的學理預設“合理性”(rationality)或“合法性”(legitimacy )是韋伯政治社會學的中心概念?梢哉f,他的政治理論實際上是圍繞著這兩個概念展開的,是對它們的進一步引申與發揮。合理性是韋伯科層理論的重要學理預設。

      韋伯認為任何一種合乎需要的統治都有著合理性基礎。既然科層制能夠穩定地運作,并且呈現出等級制的權力矩陣關系,它必然也是以某種合理性作為其實現前提的。他認為,科層制是特定權力的施用和服從關系的體現。具有特殊內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從的可能性可稱為“統治”,此處的統治不包括純粹暴力的控制,因而統治看來更多地限于自愿的服從。自愿的服從又是以形成個人價值氛圍的“信仰體系”為基礎的,作為個人,他必得深刻認同信仰體系,才能取得行動的一致性、連續性而不致導致內心的緊張,并最終獲得自愿的服從。韋伯把個人自愿服從的體系視為合理性或合法性體系,從而他對一個體系的認識排除了價值判斷。也就是說,合理性并不表現在事實的好壞之分,而是存在于看它是否被人們在信仰上認可,或者說,個人對一種秩序保持了它是一種合法秩序的信念,這就是這個秩序的“正當性”(validity)或它之所以存在的合理性。在正當性信念的支持之下,任何來自權威的命令都會得到個人的遵從,而不論這些命令是否來自統治者個人,或通過契約、協議產生的抽象法律條文、規章等命令形式。

      這樣一個合法性來源或正當性信念可以分為兩大類別。一類是主觀的正當性,包括情感的正當性(多表現為情緒的接近、親和)、價值合理性的正當性(相信一個秩序體現了個人的美學、倫理或其他價值)、宗教的正當性(來自于對救贖需要秩序這一看法的認可);第二類是所謂客觀的正當性,包括習慣的正當性(對已經成為過程或重復出現的事實的默認,以及心理學意義上可表述為主要來自于外部壓力的從眾心理)、法律的正當性(對法律體系無論是出于內心的抑或外在的服從)。在這五種正當性信念的統領、號召或驅使之下,由內心向行動的發展方向又可判明為四種不同的行動類型:(1)情感類型行動(情感的正當性);(2)價值合理性類型行動(包括價值合理性和宗教合理性正當性);(3)傳統類型行動(習慣的正當性);(4)目的合理性類型行動(法律的正當性)。

      對行動者行動類型的分析,成為韋伯社會秩序的基礎,他對社會體系的看法,包括對科層制的理解,大抵由此生發開來。通過下文的分析我們將可以看到,韋伯根據不同的行動類型,把科層制作了進一步的甄別,他盡管常常在對政治問題的評價中表現出實證主義的傾向,但還是對不同的科層制作了價值判斷,似乎這是有違他價值中立的分析態度的初衷的。在韋伯看來,科層制或許僅僅是指現代社會的科層制,對于其它社會而言,典型的科層制是不存在的,或者至少是殘缺不全的。

      二、以命令—服從類型作為科層論的解析機理在韋伯那里,命令—服從類型往往意味著就是統治類型,它又是與行動類型緊緊相扣的。他認為,不同的行動類型構成了不同統治類型的基礎,并發展出三種相互獨立的統治形式,它們是基于傳統背景之上的合法化統治、依靠個人魅力而建立的合法化統治和借助法律的正當性建立的合法化統治,它們分別被韋伯概括為傳統型統治、“卡里斯馬”型統治和法理型統治。這三種統治形式又可被指稱為三種命令—服從類型。

      在第一種命令—服從類型中,個人出于由來已久的忠誠而服從一個領袖。人們認為領袖擁有權力,是因為領袖本人及其祖輩從來就處于統治者的地位,統治者因據有傳統所承認的統治地位而具有他人服從的權威。在這一類型中,家長制和世襲制是其突出的代表。依靠超凡魅力的命令—服從類型是三種形式中最不穩定和最易發生變化的。它的服從者對統治者懷有敬畏和完全忠誠的情感,相信領袖具有超凡的稟性、非常的氣質或者是魔幻般的才能,認為他因為擁有啟迪和喻示的天賦而能夠給服從者指明行動的方向,甚至能夠創造奇跡。在法理型命令—服從類型中,由成文法律規定了統治者的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個人對統治者的服從不是基于血統論、世襲制或情感依戀,而是根據人們所認可的法律對現實等級制表示承認。服從不是對個人的個性化服從,而是主要體現于對由法律規定的某個職位的服從。從而,在此處命令—服從類型業已被物化,在所有的政治關系中,拒絕傳統抑或“祛除巫魅”成為既定的社會法則,政治結構體系已被完全地非人格化了。

      韋伯顯然比較傾心于后一種命令—服從類型。他認為,在三種不同類型的命令—服從類型中可能都曾產生過行政生活中的官僚主義化或者說是科層化的行為,在傳統型和個人魅力型這些前現代的統治形式中,科層化曾經在一些個案中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中世紀哥特式建筑當然是有著結構應力的考慮的(它需要成立科層化的機構具體處理這些問題);古代地中海和近東地區以及中國和印度的簿記的合理化形式也是類似的事實。即使從國家政治看,許多前現代的社會形態已經通過發達而龐大的官僚主義機構組織自身,如新帝國時期的埃及、秦代以來的中國等等。但是,所有前現代的官僚主義都可以看成是非理性的統治形式,因而它們不是真正程序化的典型的科層制行政管理。比如古代的中國,通過科舉取士的辦法實現了知識分子向官僚體制的流動,官員升降擢免也反映出官僚體制的內部流動,然而對官員的評價卻主要基于倫理相對主義的標準,以及對皇帝的忠誠程度。在這里,諳熟儒家典籍并具有人文教養是最為重要的,官員幾乎完全避免了對自身職位與職權的技術化與科學支持,并極端缺乏行政管理專業知識。由于用倫理主義的相對標準衡量官員的行為,依據一般是模糊的,官員在體制中的地位取決于上司個人的態度,從而大大發展了人身依附關系!斑@是中國這種行政機構特有的反官僚制和傾向世襲制的原因,反之又說明了這一行政機構的粗泛和技術上的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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